又是一年高考后，高校的录取情况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。但近年来，各省“超级中学”崛起、高校中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重下降、省区间入学机会差异等题目不断泛起，让人们不得不深思：我们应该给那些不同出身、不同背景的学生们一个怎样的“高校梦”和“中国梦”？

　　省级“超级中学”崛起

　　“我们班有11个同学拿到了北大清华的自招加分，全省文科也只有20个。”毕业于陕西某省级重点中学的小航说，他本人也顺利通过了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，现在是清华的大一学生。

　　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，来自湖北一所县级中学的小洲，没有通过北大的自主招生，是“裸考”到清华的。他常常看到那些来自省重点中学的同学们举办规模浩大的校友聚餐，他感到有些孑然一身，由于他的母校已经好多年无人考入清华北大了。

　　高考成绩十分优秀，高分学生集中且考入名校人数较多，这些重点中学中的“重点”可以称之为“超级中学”。在不少省份，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高中占据，名校竞争呈现显著的“超级中学支配格式”。

　　“超级中学”大多集中于省会或大城市，其生源的一部门来自本市，另一部门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。这类中学数目未几，却几乎垄断该地区的优秀生源和教师，加之拥有较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，高考成绩连年优异，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
　　以陕西省为例，陕西目前有西北产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两所“超级中学”，均位于省会西安。2008至2010年，西工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，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2。4%、39。6%、36。1%；高新一中分别为20。2%、22。5%、26。1%。去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，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。2%。在过去7年产生的15位文理科状元中，也有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。

　　近些年的自主招生和保送轨制使高校选拔轨制更加多元，但因为中学声誉和往届生源质量等因素，高校的推荐名额往往由“超级中学”占据。好比，去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。9%、保送名额的97。3%，都被西安的“五大名校”(即西工大附中、高新一中、西安铁一中、西安交通大学附中、陕西师范大学附中——编者注)垄断，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。

　　来自“超级中学”的小航说，高考名师的指点、同学间的互促、内部资源的共享，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。“超级中学”通常有较丰硕的课外流动，学生的综合素质高，能很快适应大学糊口。普通中学因为前提限制和升学压力，很少有机会去搞“英语辩论”、“艺术节”等流动。小洲回忆：“天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、每周只有半天休息，学校糊口比较单调，同学们要上好大学唯有靠加倍的耐劳努力。”

　　“超级中学”的上风还体现在信息上。高考结束后，小航所在的“超级中学”吸引了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上交、人大、南大、南开、浙大等众多一流高校前来召开咨询会。某所闻名大学只能占据他们教授教养楼的一个拐角，而这所高校也到过小洲母校宣传，却是名头最大的高校。“超级中学”的咨询会上，各高校以现场签约承诺录取的方式吸引高分考生。普通中学的考生则难以享受这样的待遇，往往不得不跑到“超级中学”“蹭场”，以获取录守信息。

　　从全国范围看，与东部比拟，中西部教育资源集中程度更高。以2010年各省考入清华大学人数最多的两所中学为例，计算两校占本省清华录取名额的比重，西部的新疆、陕西、宁夏、青海分别占43。2%、59。6%、55。6%、59。1%，而东部的浙江、山东、江苏、广东分别只占19。3%、9。0%、17。0%、15。3%。这说明在西部“超级”二字更加名副实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、教育资源丰硕，而西部地区教育欠发达，从而导致教育资源更为集中。

　　哪些因素使名校中的农村生源不断下降

　　温家宝总理曾说：“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%，甚至还要高，现在不同了，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。”

　　学者王莉华的《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》一文显示，1992年、1995年和1999年清华大学本科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分别是18。3%、20。1%和19。0%，始终徘徊在20%左右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则分别是22。3%、20。9%和16。3%，泛起了逐渐下降的趋势。如今海内一流高校学生中的城乡比例到底如何？

　　因为官方统计资料不便获得，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。以2010年入学的清华新生为研究对象，通过统计2010级学生的人数，大致以1/6的比例发放调查问卷。统计结果显示，表示自己户籍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仅为17。0%。而同年全国高考考生中，农村生源的比例高达62%。

　　值得留意的是，跟着城市化的发展，有相称多的农村户籍学生，已经进入城市糊口、学习并参加高考。若单纯计算农村地区的学生，在一流大学中所占比例会更低。

　　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中学的教育环境上。2008年，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，7526所位于县镇，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。农村学校的硬件、师资、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。近年来，自主招生、特永生、保送生等轨制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，农村考生却难以从中“分一杯羹”，由于农村学生获得艺术、体育、奥赛等“补偿教育”的机会未几，自招试题的城市化特色和高昂的考试本钱，也让良多农村家庭的学生望而生畏。

　　城乡家庭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，也加剧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趋势。2008年，我国城市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2。55倍，城乡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明显差距，意味着教育投入上的差距。尽管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力度不断加大，清华大学等名校都做出“不让一个勤奋有志向的学生因贫困而辍学”的承诺，但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不断增加的教育开支，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。

　　社会学研究表明，家长的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清华大学大一学生小陈的母亲是一名教师。能考入清华，小陈以为母亲功不可没：“中考后，她果断支持我到省会上重点高中。她说现在的花费、不便都是次要的，枢纽是进入最好的高中。我高三时，她会通过书店和网络搜集温习资料、了解招生信息。妈妈还一直帮我排遣压力，让我在高三也能保持轻松心态。而我的一名初中同学，她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，固然也很想帮女儿，但她独一能给女儿提供的，只是顿顿做好吃的。那位同学高三压力很大，却只能跟我交流解压，而这本来应该是家长要做的事。”

　　我们在贵州支教时发现，那里的孩子对未来怀抱锦绣的梦想，他们但愿成为律师、记者、科学家。但他们将来也许会面对上好大学更加难题的现实。让人振奋的是，清华大学今年首次在新疆、甘肃等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自主招生的B计划，在申请前提、考试用度、评价体系上给予农村学生支持，更加正视他们的成长经历、心态志向和学习能力。我们但愿，今后类似的举措能够在更广、更深的层面上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。

　　入学名校的省际机会差异明显

　　“我们河南今年有85.5万考生，考入名校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”小陈感叹。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名额以及考生入学机会的巨大差异，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题目。

　　在我国，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都有大致固定的招生名额。因为各省教育水平、考生人数、录取名额不同，考生客观长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存在明显的差异。我们提出了各省“入学机会指数”这一概念，来丈量和比较统一高校在不同省份招生录取上的差异。入学机会指数的计算公式是：各省入学机会指数=招生比例/考生比例。

　　经由计算，北京市2007~2010四年的入学机会指数均匀为15。97，排在第二位的天津市就落到了3。42。入学机会指数最低的广东省和河南省均为0。45，是北京的1/35。这意味一名北京考生和一名河南考生，即使其他前提完全相同，北京考生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35倍。

　　这几年北京生源减少导致招生计划数有所下降，但入学机会指数却从2007年的14。61升至2010年的18。81，表明每名北京考生考入清华的机会反而增加了。这种高校招生的“本地倾向”并不鲜见。北京大学2010年校本部与医学院3280个招生名额中，北京市的录取计划为635人，占19。36%。西安交大每年在陕西的招生数更占到招生总数的30%左右。

　　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反映出考生进入某大学机会的大小。指数大于1的省市，说明考生进入该高校的机会大于全国均匀水平，可以被称为“超代表考区”，该区考生是高考机会的受益者；指数即是1的被称为“正常代表考区”；而指数小于1的省市则被称为“欠代表考区”，这里的考生可以视为高考机会的受损者。

　　通过对清华大学2007~2010年招生数据的分析，我们发现：除北京外，成为“超代表考区”的还包括天津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福建、青海、宁夏、海南等九个考区。

　　属于“正常代表考区”的有山西、内蒙古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西藏、陕西、重庆八个考区。

　　属于“欠代表考区”的有河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、新疆十三个考区。

　　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和各省录取分数线结合起来分析：

　　分数线与机会指数都比较高的省份有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重庆、内蒙古、陕西；

　　分数线低而机会指数较高的省份有北京、青海、宁夏、西藏；

　　分数线高而机会指数低的省份有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浙江、广东、安徽；

　　分数线和机会指数均低的省份有新疆、贵州、甘肃、云南、江西、四川。

　　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我国高校招生中的省际差异，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录取名额、机会指数及分数线上。这其中有历史因素，也受到地区经济、教育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影响。实在，教育公平存在“分数眼前人人同等”的形式公平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质公平两个方面。在当前发展程度下，一味采用全国同一分数线的方式追求形式公平，也许并不符合实际，促进区域间经济、教育的均衡发展才是解决题目的根本之道。

　　教育是国之大计，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活动、增进社会公平。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言：“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活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，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‘中国梦’，即只要是中国公民，只要努力向上，不论是偏远地区农夫的子女仍是城市居民的子女，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，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，改变命运。”这也是我们这些清华新生进行这项研究的终极愿望。

　　(作者均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本科生)